1924年，巴黎作为第二次奥运会的主办城市，展现了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核心地位。当时，巴黎与伦敦共同构成了全球事务的决策中心，掌握着国际局势的主导权。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彼时的中国正处于军阀割据、内忧外患的困境之中，国家前途渺茫，民众生活艰难。这种国际地位的悬殊，深刻反映了当时世界格局的显著差异。
2024年，巴黎将第三次承办奥林匹克运动会。历经百年沧桑，世界格局已发生深刻变革。昔日辉煌的法兰西已不复当年盛况，而曾经积贫积弱的中国则实现了历史性跨越。过去被视为遥不可及的"赶超英美"目标，如今正逐步转化为现实图景。这一历史性转变不仅体现了国际力量格局的重构，更彰显了不同发展模式的此消彼长。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，这种变革既是对历史的传承，也是对未来的展望。
中国在诸多领域已取得显著成就，甚至部分领域已超越西方国家。然而，在两大核心领域，西方文明依然占据主导地位，这一优势亦是其近代崛起的关键因素之一。从中华文明的内在特质分析，西方在这两方面的领先地位，不仅当前难以撼动，即便在未来也难有超越的可能。
【西方第一优势：有组织的暴力】
在笔者的过往论述中，已对"西方有组织的暴力"这一议题进行过系统阐述。对于已掌握该部分内容的读者，建议直接进入后续章节的阅读，以提升信息获取效率。
大航海时代之后，西方文明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了近乎全面的支配，其根本驱动力可归结为“系统性暴力”的运用。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·帕克在其研究中明确指出，欧洲文明之所以能够在全球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，关键在于其在“系统性暴力”领域建立了持久的比较优势。这种优势集中体现为欧洲社会对战争能力的持续优化与升级，这一历史进程被学界普遍定义为“军事革命”。通过制度化的军事组织与技术创新，欧洲国家逐步构建了高效的战争机器，从而为其全球扩张提供了坚实的武力保障。
“有组织的暴力”这一概念，特指由国家机构主导的系统性暴力行为，而非个体或小规模群体的非理性暴力。在西方殖民扩张的历史进程中，这一现象尤为显著。殖民者针对美洲、非洲、大洋洲及亚洲地区实施的暴力统治，并非个别极端分子的独立行为，而是以国家意志为支撑的集体性犯罪。这种由国家机器直接参与并实施的暴力行径，已构成典型的“国家型犯罪”，其性质属于国际社会公认的反人类罪行。
与西方文明形成鲜明对比，古代中国并非缺乏实施系统性暴力的能力，而是其文化内核从根本上制约了这种倾向，甚至对个体暴力行为也予以严格限制。从历史实证角度考察，除元、清两朝外，中国历代王朝鲜有以国家名义对异族实施种族灭绝的暴行。以郑和舰队为例，这支具备全球远征能力的强大海军，本可在任何登陆点实施征服或掠夺，但其使命始终聚焦于平等互利的贸易往来。这一历史事实充分印证了中国文化对暴力扩张的内在约束力。
尽管有人提及古代中国曾对边疆部族采取"犁庭扫穴"等极端手段，但这一观点存在两个关键问题。首先，此类事件在历史上极为罕见，且彻底消灭一个部族的行为在现实中几乎不可能实施。其次，脱离具体历史背景仅讨论结果的做法有失偏颇。需要明确的是，"犁庭扫穴"通常是对外族挑衅行为的回应，只有在中央政权遭受严重威胁时才会采取此类措施。因此，单方面强调"犁庭扫穴"而不考虑其历史成因，显然无法全面客观地评价这一历史现象。
在军事组织与暴力体系的构建上，中国相较于西方始终存在显著差距，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历史维度，更将在可预见的未来持续存在。从制度化的暴力机构建设到军事体系的专业化程度，西方文明始终保持着其固有的优势地位。这种差异根植于双方不同的历史传统与文化积淀，其影响将持续作用于两国军事力量的现代化进程。尽管中国在军事现代化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，但在组织化暴力领域的结构性差距仍难以在短期内弥合。
【西方第二优势：制造谎言能力】
殖民扩张进程中，西方列强所犯下的暴力罪行可谓罄竹难书，任何具备基本道德认知的个体都难以认同。然而，若从普世伦理与正义原则审视殖民历史，美国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亚、新西兰等国的建国合法性将面临根本性挑战，整个西方世界或将陷入道德困境。这一悖论性事实引发了一个关键问题：西方社会将如何面对并处理这一历史遗留问题？
解决这一问题的核心策略在于采用虚假信息与误导手段。
在审视西方殖民历史时，诸多被精心构建的叙事框架值得深入剖析。其中，文明优越论将殖民扩张美化为先进文明对落后文明的教化；社会达尔文主义则以自然选择理论为殖民统治披上科学外衣；而关于美洲原住民大规模死亡原因的论述，则过分强调天花病毒的影响，忽视了殖民者蓄意传播疾病的史实。这些理论体系本质上都是为殖民暴行构建合法性辩护机制，通过话语建构将殖民者置于道德高地，从而合理化其侵略行径。这种系统的理论包装不仅掩盖了殖民历史的本质，更在历史叙事中形成了持续性的意识形态影响。
倘若一种文化自诩为纯洁无瑕的文明典范，却又大肆实施奴役与屠杀，这种大规模、长期性的民族压迫行为，何以称之为文明？若遵循弱肉强食的原始法则，又如何标榜自身为文明社会？关于文明的定义，必须基于客观标准，而非主观臆断。将殖民地人民定性为野蛮，实属荒谬。虚假的叙事终将暴露其本质，只需通过理性思考与行为观察，便可轻易揭穿西方殖民历史的谎言。
西方在中世纪时期，宗教统治的核心手段实质上是建立在谎言与欺骗之上。这种策略不仅确保了宗教权威的稳固，还为其精神控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。纵观西方历史，不难发现，谎言作为一种系统化的工具，被广泛用于自我美化与对手贬损，进而维系其统治地位。这种“谎言帝国”的构建，是西方统治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。一旦真相被揭露，其统治基础将面临崩溃的风险。因此，西方必须持续运用这一策略，以保持其统治的连续性。
在研读古希腊和罗马历史文献时，我们常会察觉其中的叙述与客观发展规律存在明显偏差。西方历史叙事体系在描绘中华文明时，往往刻意贬低其历史地位与贡献，这种偏颇源于其叙事框架中充斥着大量失实记载。需要澄清的是，本文并非质疑诸如万有引力定律等科学发现的真实性，而是针对西方历史叙述中的虚构与曲解提出批判。这种历史叙事的失真性，本质上是对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片面解读与刻意歪曲。
英国历史学家彼得·弗兰科潘在其著作《全新世界史》中阐述道，伽利略、牛顿、欧拉等科学巨匠的核心研究并非单纯追求科学真理，而是集中于弹道轨迹的解析与误差修正，旨在提升火炮的精准度。因此，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，实质上是在研究军事武器过程中产生的附带成果。
西方社会在处理重大历史罪责时，往往采取虚构叙事以逃避责任。为巩固其统治地位，他们系统地重构历史记忆，特别是二战史实，旨在塑造非西方民众对其的尊崇心理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当代西方政治领域普遍存在虚假陈述现象，其外交实践中亦频繁出现公然欺骗行为。这种现象表面看似矛盾，实则植根于西方文化的本质特征，是其价值体系的必然产物。
与西方海洋文明相异，中华文明以农耕经济为基础，这种生产方式对诚信有着内在要求。农耕经济依赖于自然规律，若违背节气时令，必将导致农作物歉收，进而造成粮食短缺。因此，诚信不仅是道德规范，更是维系农业生产的社会契约。这种契约关系确保了农耕社会的稳定运行，使得诚信理念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之中。
诚信作为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核心要素，在"仁义礼智信"五常中占据重要地位。中国古典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诚信典故，诸如"一诺千金"、"一言九鼎"等成语，皆体现了诚信在社会交往中的重要性。从历史文献来看，虽然存在个别篡改史实的现象，但官方正史的整体可信度仍得到学界普遍认可。这种对诚信的推崇，不仅体现在道德规范层面，更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判断。诚信观念在中国文化中的传承与发展，构成了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精神支柱。
这些事实充分彰显了中国社会对诚信的高度重视，与西方某些国家放任虚假信息泛滥、甚至形成"虚假信息帝国"的现象形成鲜明对比。需要明确的是，尽管中国社会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个别不诚信行为，但诚信价值观始终占据主导地位，并成为社会文明的重要基石。这种诚信文化传统不仅体现在个人行为规范中，更深植于社会制度和文化传承之中，构成了中国社会的显著特征。
在跨文化比较中，部分观察者存在以偏概全的认知偏差，往往将中国社会的个别负面现象过度泛化，同时将西方文明的某些积极特质无限放大。这种片面认知不仅导致价值判断的失准，更在诚信文化等核心议题上产生严重误导。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，实际上忽视了不同文明体系的复杂性与多元性，不利于构建客观公正的文化认知框架。
从文化基因的视角分析，西方文明在上述两个关键领域的优越性，既非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能企及，也非当前及未来社会发展所能超越。这种文化特质的差异根植于东西方文明体系的本质区别，构成了难以跨越的历史鸿沟与发展界限。
西方所具备的两大优势，构成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未曾遭遇的强敌。其一在于其高度组织化的暴力手段，其二则体现在其娴熟的谎言与欺骗策略。这种双重优势，正如俗语所言“不怕流氓会武术，就怕流氓有文化”，使得其威胁性远超单纯的武力对抗。历史上，中国虽屡次战胜凶残的对手，但面对兼具暴力与文化双重特质的敌人，则需要采取更为审慎的态度。因此，对于此类对手，我们必须始终保持最高级别的警惕，以应对其潜在的战略威胁。
#百家说史品史季#